这里有一个对比：陈毅元帅是个围棋高手，一高兴他就去搞围棋了，多年后华夏围棋终于成为世界顶级高手，可对足球痴迷热烈的贺龙元帅在去世后几十年也没见到华夏足球腾飞，却几乎消绝了。两大元帅，搞围棋和搞足球的效果大相径庭，并不说明两个元帅的工作能力高下，只说明围棋这个相对小众的东方运动和足球这个当世第一大运动的复杂姓根本不可同曰而语。

这个例子告诉萧宸，直到现在还企图用举国体制来管理足球，连贺龙这么伟大的元帅都没做到，体育总局那批人只怕更加不行。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五十年中，世界足球运作体制发生天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英国的那些教会和老爵士们退得差不多了，华夏却还在沿用五十六年前的行政管理方法。

但无论如何“举国体制”很快给华夏人带来激励，1953年，世界青年友谊运动会，印尼归侨吴传玉获得游泳冠军，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升起。当时很多外国人都不知道五星红旗是哪个国家的，纷纷可以想见这次比赛给新华夏人民的骄傲感。

体育成为政治符号和手段，既是华夏遭受多年政治隔离的结果，更是100多年屈辱历史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无法选择。其实到现在，华夏体育也没有脱离当年思路，京城正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京城希望这可以成为展现新时期华夏改革开放一个舞台，人民很激动很幸福，因为我们必须这样选择。当然，萧宸知道京城会取得成功，不仅在今年7月13号那天会成功，2008年还会取得更加振奋人心的成功——但这与国足无关，甚至国足将来在2008年输掉比赛后，还会被网友调侃“国足欢迎你”……华夏体育是从意识形态而来，当年这并没有错，可现在它应该向市场和民间而去，要把它当成“生意”和“游戏”，这样才能为国增光，才能升华为更高级的读力的体育精神，否则我们只能继续去玩简单化的小众的非世界主流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