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讲话后，1992年华夏足球开始应运改革，出现“甲A”这么激动人心的事物；五、自1997年后，华夏足球因为某些高层和社会经济政治原因影响，突然停下改革步子，目的是为了“稳定”。本应该打开的大门被合上了，只是为了民意和一些实际利益，还留着一扇窗，毕竟，据说很能挣钱的华夏足协每年要上交相当大一部份钱出来……袁伟民先生是华夏计划经济金牌战略的集大成者，他把这一点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国家体育总局因为其在华夏政治经济的边缘化，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理解华夏高层的改革精神，只为奥运金牌负责的他们也没有必要为职业足球负责。

围绕在华夏足球身上一再地发生一些“偶然”的事情，比如1952年赫尔辛基（归属体委），比如1992年红山口（为了配合中央深化经济改革和打进世界杯），但华夏足球从来没有发生过“必然的事情”，也就是说，华夏足球从来没有自发的革命过，郑南巡要经济改革是因为再不改华夏就出大问题了，而华夏足球的“经济改革”却只是为了“出线”，它一直在隐约地违背着大的华夏经济改革方向，央视一位名嘴说得耐人寻味：华夏经济改革的方针是“用改革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而华夏足球却是“用倒退解决改革出现的问题”。

所以在萧宸看来，这其实是因为它只是政治经济下面一个民俗化道具，一遇风吹草动就风紧扯乎，当曰本足球在“明治维新”时，我们在“洋务运动”，所以他觉得根本不必再美化“红山口”，如果让他通俗地比喻就是，郑老说“摸着石头过河”，目的还是为了过河，但体育总局却要求华夏足球“摸着河过石头”，目的是不是为了过河而是为了过石头。这么多年来华夏足球的倒退，不仅是因为有一个根本不该管理足球的体育总局在上面，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始于1952年的高于体育总局的体育理念。华夏体育，其实是一种向政治经济的谄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