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的乒乓球和跳水了（此处只说客观事实，无诋毁华夏国球和国跳的意思，能拿金牌的运动员，都是国家和全国人民的荣耀）。

思考华夏足球落后的问题时，萧宸习惯使用一种逆向分析方法：就是反过去研究华夏军团如乒乓这样的优势项目中，如果找到它们独领风搔的原因，也许会得到华夏足球落后的原因。他居然发现一个有趣的故事：

1979年，本来和国际奥委会决裂的华夏人终于决定重返国际体育赛场，但这时才发现自己离世界竞技最高殿堂如此之远，长期和第三世界盟友打“友谊球”创造的纪录和英雄神话一一被的真正的竞技者粉碎，那几年，我们内心煎熬，却只有自嘲着“我们打的是姑娘球”。但当时党中央下令一定要在奥运会上有所突破。于是，国家体委就集中无数的专家研究怎样夺取奥运金牌，在这些会议中，华夏人首次发明了分金牌和奖牌“指标”的做法，很快这一独具华夏特色的体育激励方式自上而下，被各省体育局所采纳，并一直使用至今。在举国体育的体制背景下，体育官员们的命运前所未有地和竞技体育运动的成绩联系在一起。每次全运会赛场上，紧张的除了队员和教练外，便是各省前来督战的官员们——每块金牌都包含着他们的悲喜，牵扯到他们的政绩和升迁。

在以金牌数量为标志的当时，华夏的体育官员和专家们当然就会中外选手成绩差距中发现要拿田径、游泳、足球这些大项的金牌难以上青天，所以“必须走别人不怎么走，甚至没有走过的路”成为一条捷径，如此，乒乓、羽毛球、跳水、举重、射击、体艹等相对偏门项目才避实就虚成为华夏大力发展的项目，而且为了乒乓、羽毛球、跳水等进入奥运正式项目，华夏体育界花费了很多外交心思，团结了国际体育大家庭能够团结的一切力量，现在想来这一点值得钦佩。在技战术开发上也如此，比如柔道的例子是：当时国家体委领导人决定把女子柔道也当成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