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出的官田，也不会白白抛荒。

零散各地的，委托基层共建会经营；

整片集中的，则转为皇庄，由皇家事务司管理。

辽地农业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甚至还有不少百姓不懂耕作技巧，刚刚解放的奴籍人也缺乏牛、犁等生产资料，诸如这些问题，都使得授田之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当然，以大同如今的体量和行政管理经验，这些事徐泽这个皇帝需要关注，却也仅仅是关注而已。

户部、农部、州县官员和基层共建会组织自会努力做好分内事，皇帝的任务则是制定和狠抓相应的政策落实，让自己的帝国逐渐走上正轨，使官民各安其职。

第三条政令为“均税令”。

大同王朝控制区地跨辽、宋，不仅百姓生活习俗不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有较大差别，就连税率也有很大的差异。

总体来说，原属辽地的百姓税负远比宋地百姓要轻得多。

当然，税轻并不是意味着前者就比后者要生活更幸福。

整体社会效率低下、经济持续不景气、分配和再分配制度不合理等因素，导致辽地百姓的可支配收入要远低于宋地同阶水平。

这就好比后世北上广的内卷者和内陆十八线城市上班族相提并论一样，好坏自知。

大同王朝的建立，让原本割裂的群体走到一起，就不得不考虑“均税”的问题了。

“均税”并不是简单地强行扯平两地的税赋标准，这样做显然不行。

南北两地全部执行辽地的税收标准，国家税收会急剧减少；

全部执行宋地标准，也会把刚刚稳定下来辽地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

即使不考虑国家税收，折衷收取一样的农税，南北气候差异和生产基础上的差距等因素影响，也会进一步扩大本就很大的南北贫富差距。

“均税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