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不好算。

而硬包的大重九，得两块多。最高档的软包精选，竟然能卖到四块钱一盒。

如今工人涨半级工资，只差每月4块钱。如果拿来买肉吃，一包精选软重九，能换两只三斤的肥蹄膀了。

所以但凡是被散到烟的，无不立刻把烟往耳朵一夹，舍不得让老爹点着了。

有些工友还特地把烟反着夹，把较软的烟身夹在耳朵，把带着“大重九”字样的过滤嘴朝前伸出，唯恐身边的人看不见过滤嘴的字。

耳朵这么一根，大部分工友们抽的八分一包的玫瑰和一毛二的黄利群整包都值钱了。

久而久之，老爹也意识到了这个情况，怕礼数不周，坚持每人至少散两根：一根夹耳朵，一根当场点着抽了。

一直忙活到饭点，技术科也没整出多少活儿，图纸是半张没画，忙着迎来送往了。幸好年关将近，活儿本来少，也算是国企的颓废特色了。

眼看要去吃饭了，又来了几个行政口那边的科长和更大的领导道喜——午来的多半是车间的工段长、小组长、工人和技术人员。

二线行政口的人，不会没事儿往这边跑，总得饭点才会踱过来。

老爹见了，连忙拿出好几包没拆的大重九，按照每人一包的待遇散烟。

一边散还一边说：“呦这不是许科长么，你家建国也不错，是钱塘大学吧？同喜同喜！”

原来，是老爹怕太高调拉到了仇恨，言语先认准了财务科的许科长，跟他同喜。

许科长的儿子，刚刚考了钱塘大学，虽然不浙大那样全国皆知，但在省内也是排行第二了。

今年全厂数千职工，也八个干部家的孩子考了大学，好赖全算了。所以只要能考，不管什么学校，至少都能得到百人背后羡慕。

许科长显然也是笑了一午了，一直到了顾镛的办公室门口，才硬装了一个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