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的。如果我有本事在宣传口做点工作，帮助信息传下达……说不定既能利国利民，自己还能捞到点名声和口碑。”

顾骜是很有分寸的，他深知哪些历史节点能碰哪些不能碰。

如，那种“插旗砍旗”的东西，哪怕是宣传口写写章的，他也绝对不敢碰，那是有可能死或者坐牢的。

无论是一派的《学好件抓住纲》，还是另一派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哪怕你是金陵大学马哲系的教授，写了这种级别的章，都会被冷宫几年，等斗争分出胜负了，压对宝的才会瞬间升迁。（如那位金陵大学马哲教授，分出胜负后成了江南省的宣传部高官。）

但是，另一种宣传和辩论口的工作，却是普通记者或者央名校大学生能碰的——那是帮忙传下达、或者负责对社会现实进行解释追认。

因为这种事情，国家其实已经统一意见决定要这么做了，只是缺一块理论或者事实方面的论据遮羞布，不好意思公开做。你给面不小心递了一块遮羞布，这是不犯忌的。

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合法化，有时候仅仅只是看这个例子什么时候达天听了。听到得早，合法化早。

像二战，罗斯福总统和李梅将军，其实都想拿**轰炸东京的非军事区，只是被“屠杀平民”这个恶名所困，没脸下手。

这时候，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们主动告诉李梅将军：“因为曰本特殊的军工产业结构，导致其并不像我们美国那样有全面的社会化大生产。曰本人将大量初级零件分包到普通家庭作坊加工，因此轰炸东京非军事区不算屠杀平民，而是打击曰本的军事工业”。

这遮羞布一递，李梅立刻大手一挥，烧死了十几万东京平民。

如果那个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能早3个月告诉李梅那篇论述，说不定东京也会早炸平3个月。

但即使美国战败了，要枪毙战犯，也只会枪毙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