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碍我画画加约会。而且分担房租——这房租被东方富商抬得太高，真他妈的!但是如果你也无法使自己挂靠一个信仰的话，你和我一样，是文化的边缘人、异己者。”

“结论呢?”我说，“没曾想到一个文化理论家就在酒中诞生了!”

“结论是，你要不就成为同性恋，要不就离开曼哈顿。”

我仰起脸来，明白自己只有选择后者，同性恋的危险，在大洋彼岸的上海早已领教了。别人行，我不行。

二

我们约好一起出去逛逛。鱼鱼边系领带边闪出公寓楼大门，问站在石阶上的我：“走路还是开车?”

“还是走路的好。”我掉转脸，对鱼鱼说。

人如群蚁。车子里走出一个牵两头小白猪的女人，皮鞋跟有五寸高。她的脸被自动伞半遮住，看不出来年龄。电话亭上两只鸽子在聊天，模仿着亭里的人动作：眼睛直眨，头不断地点。

“好主意。”鱼鱼破天荒地称赞我：“你头发上的红绸带很动人!”

“鱼，做朋友，”我由衷地说，“感觉是不一样。”

跨过人行横道，鱼鱼似乎玩笑地说：“你怎么就认为我们现在是朋友，以后不会成为敌人?也许我会在某一时刻出卖你。”

我看了看他，心里一楞，可嘴里没说话。

我们继续走，大约二十多分钟，也许是走累了，两人停在一家咖啡店前。我们看了对方一眼，便选择了室外，在铺着绿布的桌前坐了下来。这时我才问鱼鱼，刚才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鱼鱼不理睬我，他的手指轻轻弹在桌上，像是指挥远处警车尖吼的节奏，一副很沉醉的模样。

侍者端来我要的橡皮人，一种奶油糕，鱼鱼要的白丁香茶。

我试探着，提起那晚发生在地铁里的事，我说：“如果我不逼着你，你是永远不会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