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所有人一样，我一上小学就得填无穷的表格，在籍贯一栏，填上父亲的家乡：浙江天台县。那是我眼前的长江，流过了千里万里，将到达大海的地方。我从未去过，也听不懂那里的话。

父亲的生日是六。一儿童节，我从小就记得。父亲说话有很重的浙江口音，一说快，没人能听得懂。他讲得稍慢一点，我能半懂半猜，就给人当翻译。如果我讨厌这个人，就故意翻错。父亲白我一眼，忙不迭地给人解释说，他小女儿不懂，说错了，请原谅。

冬天既潮湿又寒冷，家里没有燃料烤火取暖，有支气管炎哮喘病的父亲就容易发病，只能靠药物支撑。严重时，也不肯去医院住院。本来就瘦，一生病就瘦成一束枯枝。他个子本来不高，这时，就更缩了一截。他总是一个劲地捱，否认自己生玻发高烧时唯一的症状是一股劲念叨：“回家。”

“让他回浙江！”家里姐姐哥哥异口同声说。

“不行的，”母亲反对，“他哪是要回去？他要去死在那儿。”

父亲和四川大部分下江人一样，由于抗战才来到重庆。十五岁时到县城跟人当学徒，先是倒屎倒尿，端茶递水，后来背弓弹棉花。他心灵手巧，帮师傅拉线铺棉絮，很快就学会了弹棉被整套手艺。1938年，他二十一岁那年国民党在天台县抽壮叮乡里的保甲长收了贿，将别人的名字改成父亲的，他只得辞别家人，跟着部队到了重庆。部队就住扎在南岸山上，他在通讯排，挂防空袭讯号。

1943年春天，正是母亲从家乡忠县逃婚前往重庆的日子，父亲所在的部队开拔另一城市守防。路上，父亲肚子痛绞得厉害，躲进树丛解决问题。等他钻出树丛，部队已成小芝麻点在另一架山的道上，举着火把赶夜路。他当机立断，朝相反方向走。准确地说，父亲是一名国民党的逃兵。逃兵是要被国民党枪毙的，但解放后共产党也不喜欢他这段历史。当时，幸好无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