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街上的叫花子。有一天，他跟前经过一队拉壮丁的人马，其中一人很象早些年远走他乡的舅爷。他跟上部队，做了当伙夫的舅爷的助手，这支川军杂牌部队兵员不够，也就不赶他走，反正他不拿饷。部队1942年入驻重庆时，他已成了宪兵队的小头目。抗战前，重庆袍哥已近六七万人。川军里几乎全是哥老会袍哥，他在礼字位第五排，难怪工头见了他那副龟孙子相：礼字在低层社会影响大，职业袍哥结交有钱有势兄弟，摆设红宝，聚赌抽头，买卖烟土，开鸦片梭梭馆。

母亲难以相信坐在面前的这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曾径是个又脏又臭的叫花子。她的心慌乱起来，她水一样流逝的生命中，除了一位从未见过面但可给父母二担米的小丈夫，没有与任何男人联系在一起。

逃婚对母亲来讲是难免的，是她骨子里刻上的叛逆性格。母亲的眼里盈满了泪，或许在这个青年男子叙述他的经历时，她就明白自己的一生，她未来的子女的一生，都不得安宁。

锣鼓声，爆竹，游行的队伍，使整个山城彻夜不眠，好几个星期，都笼罩在八年抗战胜利巨大节日般的欢庆里。日本人投降，国民政府准备还都南京。重庆突然出现了权力真空。袍哥势力正在积聚，并更靠拢政府，政府也注重依靠地方势力巩固这个经营多年的后方。

母亲和那个男子举行了婚礼，婚宴办了七十桌。母亲被牵来拜去，晕头转向。喜房红烛不是两支，而是两排，一直燃到天明。

不久，母亲就怀孕了。于抗战胜利第二年生下一个女儿。

大姐说，那就是她，她是流氓恶霸头子和逃婚不孝妇的女儿，反革命子女。

4

原来大姐另有一个父亲，她跟我们兄弟姐妹不一样。说出来了，她似乎挺得意洋洋：流氓头子也是好汉，我们的父亲却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我大吃一惊，对大姐不光彩的虚荣，很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