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学者，日本人也知道，所以日本人也必不会来欺侮他。

日本人，为了收买人心，和威胁老汉奸们，想造就一批新汉奸。新汉奸的资格是要在社会上或学术上有相当高的地位，同时还要头脑简单。牛教授恰好有这两种资格。他们三番五次的派了日本的学者来"劝驾"，牛教授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他没有作官的野心，也不想发财。但是，日本学者的来访，使他感到自己的重要。因而也就想到，假若一方面能保持住自己的图书仪器，继续作研究的工作，一方面作个清闲的官儿，也就未为不可。他愿意作研究是个事实，日本人需要他出去作官也是个事实。那么，把两个事实能归并到一处来解决，便是左右逢源。他丝毫没想到什么羞耻与气节，民族与国家。他的科学的脑子，只管观察事实，与解决问题。他这个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使日本人更进一步的以恐吓来催促他点头。他们警告他，假若他不肯"合作"，他们会马上抄他的家。他害了怕，他几乎不会想象：丢失了他的图书，仪器，庭院，与花木，他还怎么活下去。对于他，上街去买一双鞋子，或剃一剃头，都是可怕的事，何况把他的"大本营"都毁掉了呢？生活的方式使他忘了后方还有个自由的中国，忘了他自己还有两条腿，忘了别处也还有书籍与仪器。生活方式使他成了生活的囚犯。他宁可失去灵魂，而不肯换个地方去剃头。

许多的朋友都对他劝告，他不驳辩，甚至于一语下发。他感到厌烦。钱默吟以老邻居的资格来看过他，他心中更加腻烦。他觉得只有赶快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造成既成事实，或许能心静一些。

手枪放在他面前，紧跟着枪弹打在他的肩上，他害了怕，因害怕而更需要有人保护他。他不晓得自己为什么挨枪，和闯进来的小伙子为什么要打他。他的逻辑与科学方法都没了用处，而同时他又不晓得什么是感情，与由感情出发的举动。日本人答应了保护他，在医院病房的门口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