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了，偏是情怯，不太肯会麻烦别人，只怕人家殷勤招待，那便令我不安了。电话终于打了，讷讷的自我介绍，那边徐寞就叫起我三毛来，说是姐姐早来信了，接着碧瑶也在喊，要我过去吃晚饭。巧是他们农场大麦丰收，当天请了许多朋友，中国人，外国人都有，定要一同去吃饭。

晚上徐寞开车亲自来接，连米夏都强邀了一起去，这份情谊，叫人怎么拒绝？

徐寞及碧瑶的家，如果在台北，是千万富翁才住得起的花园小平房，他们却说是哥国最普通的住宅。我仍有一些失望，只因徐家不住在农场里。其实孩子上学的家庭，住在偏远的农场上是不方便的，徐家两个可爱的孩子，五岁的小文是双声带，家中讲中文，学校讲西文。可是她的儿童画中的人脸，都是哥斯达黎加味道的。那个夜晚，遇见了在此定居的中国同胞，其中当然有徐寞农场的全伙好友们。

这些农夫谈吐迷人，修辞深刻切合，一个个有理想、有抱负，对自己的那块土地充满着热爱和希望。他们称自己的农场是“小农场”，我听听那面积，大约自己走不完那片地就要力竭。

如果不是为了社交礼貌，可能一个晚上的时间都会在追问农场经营的话题上打转。毕竟对人生的追求，在历尽了沧桑之后，还有一份拿不去的情感——那份对于土地的狂爱。我梦中的相思农场啊！

谁喜欢做一个永远飘泊的旅人呢？如果手里有一天捏着属于自己的泥土，看见青禾在晴空下微风里缓缓生长，算计着一年的收获，那份忠实的心情，对我，便是余生最好的答案了。

徐寞和碧瑶怪我太晚通知，来不及去看他们的农场和乡下。最后徐寞又问我，能不能多留几日，与米夏一同下乡去。我不敢改变行程，只怕这一下乡，终生的命运又要做一次更大的变动。而现实和理想必然是有距离的。更怕自己孤注一掷，硬是从头学起，认真辛苦的的去认识土地，将自己交付给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