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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芭芭拉到旧金山(4 / 5)

re),书店位于哥伦布大道二百六十一号,一九五二年,由诗人费林杰提开设,它的隔壁就是维苏威咖啡屋(vesuviocafe),两者在五、六十年代都是跨掉族诗人的聚会点。跨掉诗派的作品往往需要大声朗读才能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故旧金山有不少画廊、书店、酒吧、饭店成了这些诗人的“布道场”,城市之光书店和维苏威咖啡屋是最有名的两家。白先勇每次来旧金山,都要到这家书店消磨半日,他说:“外面的世界一天一个变化,而这间书店总是老样子,通往地下室的那段狭窄木梯,走在上面会发出轻轻的鼓点声,让人肃然起敬。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相对于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文学艺术在本质上,几千年来并无多大变化。”

走出城市之光书店,向右拐就是维苏威咖啡屋,里面客人多为中老年知识分子,想必有不少是当年的跨掉族和嬉皮族(hip),如今倒是一派学者风范。实际上,从七十年代开始,不少跨掉派诗人也纷纷转舵,走进大学殿堂,成为学院派一分子。那天在维苏威,我们点了爱尔兰咖啡,白先勇突然冒出一句:“真希望去一次都柏林。”或许爱尔兰咖啡使他想起爱尔兰大师詹姆斯·乔伊斯及他的《都柏林人》。不少人都说,《台北人》和《都柏林人》在精神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一首民族文化的挽歌。这次在圣芭芭拉图书馆还看到一篇硕士论文,比较《台北人》和《都柏林人》。爱尔兰民歌也是白先勇所喜爱的,尤其是那首《nannyboy》,他家里收有多种版本这首歌的cd。爱尔兰有它独特的文化传统,文学、音乐更是充满乡愁和悲情,白先勇从中一定找到了共鸣点。白先勇自己承认,归根到底他是个浪漫派作家;众所周知,乔伊斯是西方现代派的鼻祖。我想问:就文学的本质而言,现代派、浪漫派或其他什么流派究竟有没有区别?

我把美国之行的压轴戏放在了参观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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