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起眼睑，带着嘲讽的冷笑，不以为然地说：“随你的便！”言罢向我一挥手气呼呼地拂袖而去。我尴尬地看了一眼罗立山难看的脸色，心里猛然想起“金鸳鸯三宣牙牌令”时，史湘云接的那句：“双悬日月照乾坤”。

其实我也认为大秧歌登不了大雅之堂，认定大秧歌为东州文化之魂有失偏颇。然而廖天北就是我的庙堂，命运要求我必须对他马首是瞻。自从我跟上他以来，那个一直纠缠我的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做自己，还是做一个模仿者”，在我心目中似乎有了清晰的答案。我的体会是命运为每个人都设计好了身份，你只能成为身份，却成不了自己。但廖天北却偏偏要做自己，以至于根本没有参加罗立山主持的常委会。这让罗立山大为恼火，很快《东州日报》就成了*秧歌节的阵地，一篇篇犀利的文章对秧歌节大加诟病，恼得廖天北看了报纸后，每次都将报纸撕得粉碎。那天我刚将一份会议纪要写好，想请他过目，正赶上他看了《东州日报》的文章发脾气，便小心翼翼地给他出了个主意：“何不做一做省报的工作，刚好省报要搬迁，看上了市中心一块地，正想打您的主意呢！”廖天北听罢一双小眼睛顿时一亮，迫不及待地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我告诉他，我的大学同学欧贝妮是省报的骨干记者，深得社长和总编的赏识，如果我们用那块地做文章，迫使省报发出声音，市报必将有所收敛。我的这番话说得廖天北紧蹙的眉头立即舒展开来，他用非常赏识的口吻说：“在智谋方面，你总是比郭鹤年棋高一着啊！”他不仅采纳了我的意见，而且还叮嘱我私下里做一做欧贝妮的工作，让她写文章时多下点工夫。我诡谲地告诉他，我让贝妮怎么写，她就会怎么写。廖天北听罢，像是从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躯壳内跳了出来，露出了如释重负的微笑。一个星期后，欧贝妮以一篇《啥节也不如秧歌节》的文章有理有据地论述了“原生态”文化的重要性，文章称，在漫长的岁月中，土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