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三万九千八百五十五两，关税，二十七万一千两，额外杂项，六十四万零七十八两。其中，生员优免四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三两，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十五万零六百两，南京户部事例银二万两，南京工部芦课银一万四千四百八十五两，赣州府河桥税一万八千两，南京五城典税银二千二百一十两……共计，八百三十八万二千六百九十四两正。”

“好，好，好。”

刘国缙连说数声好，在座几人都是红光满面。

姚宗文笑道：“国家岁入大增，纵有辽事用银亦可支应的过来，甚好，看谁还说我们东林党不擅理财，不能治国，只会纸上谈兵。”

刘国缙道：“日后辽饷开支浩繁，可能还要增赋，不过，那也是以后的事了，暂且这几年内，光是这收入也足够了。”

这算预算案是天启二年，比起万历早年二百万左右的收入增长了六百余万一年，这其中最大的增收当然是田赋增收，然后就是杂项增收，也就是商税征收的力度和幅度都增大了很多。

天启年间的征税力度确实很大，民间的压力也很大，这导致在崇祯早年时放缓征收，减免了不少赋税，后来成为东林党的罪状之一。

其实从天启到崇祯年间，征收杂税和商税贴补国用是朝野的共识，魏忠贤没有后人说的那样有能耐和伟大，征税力度加大是东林党在天启四年之前就开始了，天启四年后魏忠贤维持了高额税赋的同时也加大了浪费，中枢开支巨大，光是修陵和给自己修生祠就浪费了太多钱财，到崇祯早期不得不减赋，但后来农民起义加女真两边夹击，崇祯不得已又多次加赋，不仅是田赋增加，其实商税杂项收入到崇祯四年和天启年间已经相差不多，只有细微的差别，不过明朝对地方的管控失调，关税收入始终有限，大量的好处落在勋贵太监和文官加富商手里，并没有把东南的富裕利用起来，可惜可叹。

“这事不是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