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一个户税，固然能一年增加上千万贯的财收，可却一会得罪豪强地主们，二会得罪普通百姓们。豪强们没法借色役逃正税，要多交税。百姓们凭空增加了一项户税，不管是多少，肯定也会不高兴。

新户税把豪强地主，和普通百姓两头都得罪了，能实行的下去吗？

其实李超有个更激进点的税法，就是中唐推行的两税法。

两税法就是租庸调税制崩溃后的新法，两税法在中国史上相当重要，算是税法的一个划时代的开端，这个税法，基本上从中唐一直沿用到了清亡国。

两税法的核心，不再是以人丁为本，也不再以均田制为核心，而是以户税、地税为基础，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既不分主户客户，也不分定居或行商，所有居民一律在所居之地征纳税收。

征收原则则是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税额按田亩和资产的多寡确定，废除以前的租庸和杂税，资产少就税少，资产多就税多。

理论上来讲，这种税制当然比按人均摊派的租庸调制来的合理的多，尤其是对于那些无地少产的民户负担更小。

中唐推行的两税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改现在这种官员不纳课的旧规，改成了官绅一体纳粮。

官僚豪强们也只能千方百计的偷税逃税漏税，而不再是光明正大的免课了。

不过李超觉得现在没有实行两税法的基础，大唐一统天下未久，租庸调制还没有露出许多漏洞，这个时候没有废除租庸制的环境。

提出户税，也不过是为了对现法进行一些修补而已。

李超提出，免除色役，推行户税的同时，也推行地税。

地税就是原来的义仓粮，现在朝廷要直接把这个义仓改为地税，更加的正规化，以加强地方粮食储备，增强抗灾能力。

把义仓粮直接改名为地税，名为税，就是把这个本来属于民众存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