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义州等地来说，一年收到的商税就有三十万两之多，而且还在暴涨，粮食也有五十万石。

要知道按照大明朝的划分，二十万石以上就算是上等府，就是江南富庶地区。而苦寒的辽东，不起眼的义州竟然收到这么多税银粮食，只怕说出去谁都不信。可是事实就是如此，不管你信不信！

推究原因，也不难理解，租佃制度之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百姓，辛苦所得，大头给了地主，小头给了朝廷，自己剩下的连填饱肚子都不够，一年到头，最多买点盐巴一类的必需品，消费能力忽略不计。

而地主掌握着大量田租，他们不去革新技术，不去开拓财源，守着土地当寄生虫，所有精力都用在如何弄更多的田地上面。

有能力的人不干正事，没能力的人干不了正事，一面是朱门酒肉臭，一边是路有冻死骨。

农业社会还有一个令人绝望的东西，那就是税收频率太低，历朝历代都是夏秋两税，一年才两次！

工商呢，只要开门经营，每个月都要收税，如此一变，财政必然暴涨。俗话说有钱好办事，想对付建奴，想练兵自强，就必须彻底改制，这些世家大族必须被扫进社会的垃圾堆，而且是刻不容缓。

有了这个觉悟，任凭祖宽之如何小恩小惠，如何舌绽莲花，张恪都不会和他们妥协。

“祖老，租田和做生意一样，讲究你情我愿，公平合理。佃农们愿意走，你们总不能用绳索镣铐把他们绑起来吧！要想留住佃农，还要你们自己想办法，降低田租，多分给老百姓一点。百姓们都是念旧的，又岂会轻易抛弃你们！”

“大人！”吴襄忍不住站起来，大声说道：“历来辽东的田租都是三四成左右。偏僻贫瘠的地方最少两成五。可是大人愣是降到了一成，这，这叫人如何承受！我们若是把田租也降到了一成，家人开销都不够，难道让我们喝西北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