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经济要走出“世界工厂”模式内在的产能过剩危机，必须向内需导向转型，而扩大内需必须加快城市化发展，因此城市化是未来30年的华夏经济主题。这种快马加鞭推进城市化的做法使得城市积淀已久的就业问题更加恶化。为了解决失业问题，政斧只能通过较高的经济增长来消化失业人口。众所周知，华夏经济增长的驱动器有“三驾马车”，即投资—出口—消费。金融危机以后，出口急剧下降导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驱动由正转负，于是投资驱动顶替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87%以上。在投资驱动中，政斧主导的投资贡献了80%以上，而政斧投资的资金来源80%以上来自于超额货币发行。把这三个数字放在一起，就是一个超额货币驱动政斧投资的增长模式，政斧投资过去多年也经常是在“三驾马车”中跑头套的。

或许有人会问，超额货币的去向很多，为什么一定会流向投资市场。对此，萧宸认为，超额货币注入到银行体系后有三个主要流向：其一是流向制造业生产领域；其二是流向消费品市场；其三是流向投资品市场。在制造业面临产能过剩的市场环境中，超额货币就会选择流入消费品和投资品两个市场，流入消费品市场会产生通货膨胀，流入投资品市场会催生资产泡沫。政斧发现消费品市场的通胀无疑抵消了其在解决失业问题上做出的艰苦卓越的努力，或者，与其让多数人承受通货膨胀的威胁并担忧失业下岗，还不如让少数人在资产泡沫的盛宴中分流超额货币。

因此，在这种高额的货币发行驱动高额的政斧投资，高额的政斧投资驱动国民经济的高增长，目的是要化解高失业的“四高”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央行突然大幅度回收超额货币是不可能的，流出银行体系的货币一旦体现为广义货币M2的增长就很难突然减速，经济运行中的相关利益主体在货币的洪流[***]同受益，谁也不会因为不确定的未来风险而放弃确定的现实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