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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发动机的安装方式上，设计人员首先否定了苏式翼根式布局，然后手工制作出1∶1的全尺寸木质样机，按英国的尾吊式和美国的翼吊式进行风洞试验，最后选定翼吊式。实践证明，这个布局后来成为世界的主流布局，直至21世纪新开发的飞机仍然采用这个布局。又比如飞机的翼型，大家把当时能获得的苏联、欧洲和美国的翼型都放到风洞中试验，最后比较了试验数据，为“运10”选择了最合适的翼型。

不过，这种创造姓的研制方法也遭到了一些嘲笑和质疑：在发动机安装方式上，有些人强烈要走苏联“图104”的路线，选择美式就是“胆大妄为”；有人讥笑翼型是英国的三叉戟。

但是，程先生认为，翼型作为一种工程研究的基本成果，各国都可以挑来利用。如果按照嘲笑者的逻辑，因为爱迪生发明的电灯泡是圆的，华夏就必须做成方的；福特造的汽车是四个轮子，华夏只有造出五个轮子才是民族的。而事实上，整个20世纪内，华夏所有飞机使用的翼型，从来没有使用“李时珍翼型”或“祖冲之翼型”等纯民族品牌的翼型。

种种分歧概括起来，无外乎两种思路：一种是“仿制论”，认定一个意识形态，不顾技术分析和试验数据，主张不动脑筋地照抄苏联飞机，复制出华夏的“图104”。

“运10”的研制走的是另一条路线：抛开意识形态的干扰，用实验和数据说话，在设计中所需的各种技术手段上，谁先进就用谁的。也就是我国飞机设计创建者徐先生一贯倡导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唯外国机型论”的方法，即根据飞机的任务需要和客观数据，从世界航空技术总库中挑选合适的手段，读力自主地进行新的“工程综合”来形成自己的设计。又称“综合设计法”，综合百家之长，集成创新，形成自己的总体方案。

可贵的是，这些在苏联技术体系下成长起来的设计者突破了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