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前去通知，等李成梁的使者一进京，自会安排到位。

目前，内阁有要务商议，那便是“矿税”。

从永乐年间为始，大明朝廷国库常年处于入不敷出状态，为了缓解“用钱荒”的情况，喜于征战的成祖文皇帝借用宦官“开发”了许多赚钱的门路，其中一条，就是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明火执仗地掠夺财富。

由此，宦官开始横行肆虐，给大明朝官员、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而派往各地的宦官，通过诸多手段，逐渐对国家经济命脉进行控制。

税管、采矿、岁办、采办、皇店、仓储……宦官们发了大财，而朝廷却越来越穷了。

嘉靖四十年及以前，外朝在贪，内廷也在贪，外朝、内廷贪空了天下，但在嘉靖四十年及今，圣上的怪罪，多落在朝廷命官头上，内廷宦官仗着圣上之势，始终逃脱在律法之外。

浙江开化、德兴的矿难、民变，趴在辽东百姓身上敲骨吸髓，事情将发后的叛逆，让文武百官终于找到了反击内廷的机会。

就从矿监税使着手，两京一十三省（第十四省的北原省尚未开化，未被染指）的官员群策群力，将诸地矿监税使的骄横跋扈行径都搜集了确凿证据。

其三人最为骄横跋扈，被当做典型。

陈增、陈奉，以及高淮。

陈增是嘉靖二十年的宦官，后被派往山东任采矿使，为圣上筹集营建宫殿之资。

陈增到山东后即插手地方事务，并与福山知县韦国贤发生矛盾。

陈增诬告韦知县阻挠开矿，将其逮问削职，山东参政万象春仅为韦国贤辩护了几句，竟也被停发薪俸。

陈增随即在山东大规模地强行采矿，随意抽取壮丁凿山开矿，致使多人死在矿中。陈增将少量所得递送朝廷，而将大部分归入自己私囊。

一些官员对陈增的做法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