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们之所以这么认为，归根到底还得怨亚瑟给维多克提的一个小建议。

亚瑟在信件中将自己在利物浦封闭肮脏水井后扭转利物浦疫情的消息告诉了维多克，并建议他在必要情况下可以效仿自己的行为。

而维多克在得到消息后，立刻将这则建议上报给了大巴黎警察厅厅长亨利·日索凯。

而日索凯当天晚上便去拜见了新任内阁总理大臣卡西米尔·佩里埃。

在佩里埃召集法国中央卫生委员会的各位委员进行了一整晚的讨论后，法兰西人展现了他们一如既往的高效率，把在英国都没有完全落地的利物浦经验给活用到了巴黎的霍乱防治上。

如果说这样的管制方案如果顺利实施下去，本该是一件好事。

可是当大巴黎警察厅封闭水井的命令刚一传出，巴黎的大街小巷瞬间就开始传播起警察在封闭水井是为了方便投毒的谣言。

巴黎的《立宪报》更是直言：“眼下这个时候，没有一个街区不为投毒的叙事感到胆战心惊。”

伴随着投毒谣言的流传，巴黎的后续发展也逐渐和英国过去几個月的情况趋同了，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巴黎市民的反应还更热烈一些。

有人开始把矛头指向政府、迁怒于医生，认为霍乱不过是政府和医生的发明创造，目的是为了消灭穷人。

而在几天之后，巴黎街头又出现了呼吁民众起义的声音。

面对愈演愈烈的谣言和动荡局势，饶是比苏格兰场强硬无数倍的大巴黎警察厅也顶不住压力。

厅长日索凯不得不多次出面辟谣，并向巴黎各警区的警长下达内部命令：

社会秩序的永久敌人妄图为此时此刻折磨着我们民众的灾祸寻找一个可耻的借口，以实现其酝酿已久的阴谋。他们妄图利用我们的不幸，利用家庭的痛苦去骗诱民众。

他们散布消息说，病人的不幸受害是投毒的结果。他们竭力劝说民众中最不开明的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