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保留耐刑，也不会对保守派造成太大的观念冲击。

作刑就是徒刑，流刑就是流放。赎刑是指用财物来抵偿一定的罪过（与按律罚金不同），小组成员有人提出了“杂抵”，即官僚、贵族可以用夺爵、除名、免官等方式来抵罪而不受刑罚，是勋将之归入赎刑，并且规定了可抵之罪的上限。原本历史上的杂抵和赎刑，上自死刑，下到杖、笞，皆可抵偿，等于使贵族、官僚、豪门犯罪享有减免刑罚的法定特权，对此是勋是坚决反对的。他限定了，唯耐刑和一年以下作、流可以抵赎，死刑及一年以上的作、流，就算你交个王爵出来也照样不可免受。

当然啦，终究是封建社会，真要是天子一纸赦令，对于贵族、官僚们来说，再大的罪过也可消化于无形，碰到这种情况是勋也禁止不了。

基于是勋当日在朝堂上请求制定《魏律》之时对曹髦所说过的话，小组有成员提出正式把儒家礼仪作为制律和执法的指导原则，甚至把“春秋决狱”精神写进《魏律》里去。是勋舌战群儒，再加小组长的强力压制，好不容易才把这股歪风给煞下去了。

是勋说了：“法以摄众，不可苟且。若可委曲，必有小人趁隙取利也。《春秋》之义，知之者众而深明者寡，若非董子，谁能实得儒礼之精要而施之于法耶？”至于他当年就搞过“春秋决狱”那一套，当然自动无视啦——“若执法之官无董子之识，而擅为董子之事，则有法亦如无法，吾等尚制之何益？”

不是每个执法官员都能秉持公心，并且象董仲舒那样深通经学要义的，你要是开了这个口子，是个人都敢“春秋决狱”一把，那法律条文不就形同虚设了吗？则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何存？

制定《魏律》是个大工程，不是一个小组十几二十人凑一起闭门造车就能搞出来的，还必须倾听各方面意见，吸纳各部门经验，才能尽量做到完善和公正。是勋作为小组长，肩上的担子实在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