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也提笔写信，向编辑们一述平生。第二天我的老同学还挑了几封这类读者来信给我参考，我按上面的姓名地址—一找到了那几位渴望倾诉的“苦主”。他们大多身居白领，学历较高，甚至事业有成，但感情生活颇不如意，牢骚满腹，感慨良多；或过去受过挫折，至今难以自拔，谈起往事，不堪回首。可惜他们的倾诉，主观感受太多，具体细节不够。议论和观点虽不乏精辟之处，但客观事件则相对单薄；纵有一唱三叹，当时听来满耳酸楚，无奈事后看看笔记，不过痴心女子负心汉，包了二奶设二房，或负心老婆贪富贵，跟着金钱走他乡……之类。谈了四、五位，如果要写成电视剧的话，那点素材加起来也只够写两三集的，而投资商的要求很明确：二十集！电视剧不够二十集，什么广告都不愿跟上去。

无奈，只得再找老同学爷们儿，问他还有没有更好的线索。爷们儿想了想，有些迟疑地，又说出一个人来，“那你去找找他吧。”他说，并且当即给我写了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人名。写完后又主动打电话和那人联系，把我想去采访的意思说了。看来对方不太积极，爷们儿在电话里和那人拉扯半天，又卿卿咕咕说了些意焉不详的耳语，才算搞定。他替我约了那人第二天晚上在一个名叫“平淡生活”的酒吧见面。时间是晚上九点，让我们双方都到吧台，各拿一份北京晚报作为标识，跟特务接头别无二致。

我知道“平谈生活”是个“静吧”，人一向很少，比较适于谈话。

我谢了爷们儿，问：“这也是你们的读者吗，有他给报社的来信吗？”

爷们儿笑笑，说：“不是读者，是我在一家医院认识的。”

“噢，你们是病友？”我有几分意外。

“不是，他是那个医院里的护理员。”

“护理员？”

“我有一阵在医院里采访，和这人聊过。后来我又打电话约过他，跟他算是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