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摆脱了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窠臼，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

只不过，正如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样，黄老之术就也开始因为个人认知不同，产生了法家这个学派。

和很多人想象的其实不一样，黄老之术相比于法家之说，其实更加贴近后世的法律。

比如黄老主张‘道生法’，君主也要依法行事；法家却主张法自君出，君主不受法律约束。

举个栗子的话，就是赵高犯死罪，蒙毅要依法治罪，但始皇帝却觉得赵高有用，于是赦免死罪，为秦国二世而亡埋下了一个伏笔。

再比如焚书坑儒。

坑儒暂且不论，但对于各家学派经史子集的管控和禁绝，就是法家掌控秦国后，国家意志与学派意志结合的产物。

诸如此类，林林总总。

商鞅在秦国搞出的法家，几乎是和曾经的源头走上了一个对立。

所以，在目睹了秦国如流星般陨落之后，萧何就越发的推崇起了黄老之术了。

尤其是萧何在删减修改秦律时，更是遵循了昔日慎到所说的一个原则。

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

嗯，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黄老之学，和政治自由主义，以及经济自由主义都没有什么关系，用这两种概念去解读黄老，只能是南辕北辙。

举个栗子，现代政府是以发达的税收作为财政基础，以非人格化的官僚体系作为贯彻中央政策的工具，以法治保障社会秩序与公平底线，这几条在古代政治体制要么根本没有，要么缺乏存在的条件。

举个栗子。

现代政府要提供公共物品，比如公园，公立学校，公立医院，这些在先秦之时，都是没影的事。

没过多久，刘盈磕磕绊绊的对萧何背诵了这几百字后，心中越发庆幸还是老祖宗对自己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