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照片吗?”

“什么照片?”

“现在的美国总统的。”

“有啊。”

“让我认识认识他……”

红卫兵肖冬梅接过报纸，端详地看了会儿，又发表一字之评道：“酷!”

于是“老院长”又愣了……

在那个上午，三十几年前的初一女红卫兵，与2001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气氛很是轻松地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不，用“交谈”一词，未免太郑重了。事实上是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了两个多小时。不，用“闲聊”一词，也是不太准确的。因为两个得空有闲的人，倘若义气相投，那是往往越聊越热乎的。而他们聊得却并不怎么热乎。或者这么说，那一种轻松的气氛，实际上是一种松懈的情形。明明松懈而又勉强为续，轻松的下面也就有着几分滞重了。好比两个曾是邻居的，多年不见的老太婆。其中一个某日忽然成了另一个家的不速之客。亲亲热热的吧，从前又没有值得那样的感情基础。不亲热吧，又似乎对不大起曾是邻居的特殊关系。而不聊够一定长度的时间，双方内心里便会觉得是冷淡。尽管热乎是难求的，冷淡的气氛却更是双方都不愿出现的。所以东一句西一句的，说的尽是些多一句不嫌多，少一句不嫌少的话。其实那情形连闲聊也算不上的，只能算闲扯。对的，他们是闲扯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心里，原本都是有着与对方交谈的渴望的。交谈的渴望所以变成了不冷不淡的闲扯，双方都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因为他们双方都是有动机的，那动机又都未免得太“个人主义”了。在红卫兵肖冬梅这方面，渴望从对方口中听到的是关于中国今天的种种新奇之事。她的潜念里，有种尽快与今天完全“接轨”的热情在涌动，在高涨。“老院长”的话一不谈今天，她听得就没劲了。在“老院长”那方面，渴望从她口中听到的，恰恰相反，是对发生在中国的，三十几年前的那一场政治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