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时间过了，开会吧？ ”

老厂长不好意思地点一下头，政治部主任宣布开会。

于是，周秉义开始娓娓而谈。

他并不怯场。在兵团担任师教育处副处长时，他对几百人做报告习 以为常。只不过当年他面对的多是知青，而且他们都有几分崇拜他。如 今他面对的是曾经特别有优越感的工人，他们都不怎么把他当成一碟菜。

他首先讲了这么一件事。前几年小平同志东山再起，率领中国代表 团参加联合国代表大会前，负责日常事务的同志忽然想到必须带些美元 备用，于是赶紧通过外汇管理局调拨。泱泱大国，凑来凑去，只不过凑 足了两万多美元！不是说中国当年只有那么点儿少得可怜的美元，而是 能调拨的美元现金确实那么少，这也间接说明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匮乏。

这件往事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应。周秉义从台上看得很清楚，台下的 人们表情漠然，有人后脑枕椅背，仰着脸，闭着眼，似睡非睡。

政治部主任小声对他说：“他们对美元没概念，对国家外汇储备也缺 乏了解，最好讲点儿别的。”

他沉思了一下，讲起了第二件事。一九八四年，在本市一条小胡同 没有院门的破院，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破屋子里，一个是丈夫又是父亲的 男人去世了。他出狱没多久，刚刚过了二十年铁窗生活，那桩“现行反 革命案”是冤案。他保外就医，妻子儿子也没多少钱能为他治病。妻子 在街道小厂上班，工资很低，儿子刚考上大学。他是在期待平反通知的 日子里去世的。悲痛过后，妻子和儿子计算了一下，他们曾是五级车工 的丈夫和父亲当年的工资五十多元，平反后应获得一万两三千元补偿 金。平反通知果然到了，但法院的同志对那妻子和儿子说，国家太困难，必 须平反并给予补偿的人太多，国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只能先欠着。考 虑到他们家的实际困难，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