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随着形势的日益恶化，天国内部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天王洪秀全整日沉溺于他的那套宗教迷梦，战略上只知天京安危，不顾大局，而且赏罚不明，任人唯亲，遇事固执，处事粗暴，从而造成内部矛盾加剧，人心涣散。

当年陈玉成失守安庆，洪秀全除了对其大加斥责外，还予以革职，此举已足以令将士寒心。陈玉成死后，旧部悉归李秀成掌管，这又引起了洪秀全的猜忌。李秀成部将陈坤书因为扰民，畏罪逃到常州，洪秀全为了制衡李秀成，竟将其封为护王，其后更对太平军大小将领滥封王爵，以便让他们互相牵制。根据曾国藩得到的情报，太平军已有九十多人被封王，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各争雄长，苦乐不均，败不相救”，其行径已与流寇无异，同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并不服从李秀成直至洪秀全的调度。

曾国藩与太平军打了很多年的仗，对太平军的作战特点相当熟悉。从前太平军长于防守，所到之处，必然“筑垒如城，掘壕如川”，曾国藩对此印象深刻，所以他才会在湘军军制中加入“站墙子”等规定。这次东巡，曾国藩再没有在太平军方面看到如此“坚深无比”的工事，所筑营垒皆极为草率，可见太平军战斗作风的下滑有多么厉害。相比之下，湘军原先就重视修垒挖壕，如今所筑垒的标准和水平又远胜于昔。

曾国藩还了解到，现在太平军投降变节的情况很普遍。即便在天京城下的四十六天大战中，也出现过招之即降的事。曾国葆生前告诉曾国荃，他的人出去放哨探路，一下子就招来了四十个自愿投降的太平军。由于粮饷及管理等问题，他甚至还不愿收降，就怕“此门一开，来者必接踵而至”。

东巡之后，抑制不住兴奋之情的曾国藩立即向朝廷上疏，报告自己此行的观感。他一贯谨慎，自创建湘军以来，从未敢在奏疏中说太平军的势头转衰，此次则断言，太平天国日暮途穷，只要紧扼长江，断其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