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兵将帅必须同时为地方大吏，否则在领兵筹饷时将步履维艰，这是曾国藩从自己的军事生涯中所总结出一个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他在向朝廷推荐李鸿章领兵东援时，就请求朝廷“等该员（指李鸿章）到镇江后，请明降谕旨，令其署理江苏巡抚”。

朝廷当时就应允了，因此李鸿章到上海不久，便由道员破格超升为署理江苏巡抚（七个月后，实授江苏巡抚），取代了原先薛焕的位置。李鸿章虽已贵为一省之长，可是他的政令也只在上海这座孤岛才管用，出了上海，就全是太平天国的天下，这使他更深刻地领会到曾国藩要他沉住气，积极“练兵练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李鸿章最初的扩军方式是效法湘军，让湘籍营官们返湘募勇，但淮勇毕竟是淮军的基础部分，所以他很快就改变方式，令张树声、吴长庆等人前往两淮等地，收编两淮团练及其太平军降众，同时大力整编原驻于上海的勇军。

近代史家将恭亲王奕訢、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称为洋务派五大领袖。作为地方洋务派的代表，曾、左、李在很多具体观点上其实并不一致，比如对待西式武器的态度就有很大差异。曾国藩主张“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且向来“不深信洋枪，（洋）火药为利器”，即便在皖南指挥所部进攻徽州，被太平军用洋枪击退后，亦不改初衷。左宗棠同样不是很相信洋枪的功效，他认为洋枪仅仅是重量轻一些而已，要论射程，还不如抬枪。

事实上，洋枪虽然没有抬枪射得远，可是射击速度却要高出后者数倍之多，再加上可以随装随射，不避风雨，火力方面绝非抬枪所能及。至于曾国藩对洋枪的观点，则只能说明当时的多数士大夫都还无法完全摆脱传统文化的片面说教。

李鸿章与曾李的想法都不一样，而这与他的上海之行又有着很大关联。他刚刚抵达上海时，就受何伯之邀，前往英国海军驻地进行参观。一进英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