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援救景德镇的洋塘之战中，霆军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不久因皖北形势紧急，鲍超率霆军北援安庆，这使曾国藩失去了手中唯一可震慑敌方的机动兵力。在霆军走后，李世贤乘势杀入皖南，他首先攻占婺源，继而击退了前来援救婺源的楚军。曾国藩闻报，急调陈大富部接防景德镇，但陈部也在李世贤的猛攻下全军覆灭，景德镇随之丢失。

景德镇落入太平军手中，使得江西通往祁门的粮道完全断绝。曾国藩忧心如焚，夜不能寐，与众将商议后，决定攻取徽州，另行开辟一条通往浙江的粮道。

如果湘军能攻占徽州，则祁门、黟县、休宁三县都可得到从浙江运来的饷米补给，如若不然，三县均不能守。曾国藩对徽州之战极其重视，不仅亲赴休宁督战，而且动员了九千湘军参战，可是他没想到的是，湘军出师不利，被徽州守军迎面扇了个大巴掌。

徽州守军这次能够打败湘军，不是如以往一样依靠数量优势或狠劲，而是在军械上做到了更胜一筹。

直到19世纪中叶，“战争依靠的是人而不是武器”的观点仍流行于中国军队，真正认可西方武器的中国军人很少。北京的火器营照例应该最注重火器等特种武器的使用，但连他们对弓箭训练的重视程度也远超枪炮，出自于火器营的湘军名将塔齐布在战场上就基本不用枪，用的都是长矛和强弓。太平军方面同样如此，西方观察家注意到，太平军的士兵常常有“一种对刀剑……的渴望，似乎对枪炮不感兴趣”。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中立政策也实际限制了清军和太平军对西方武器的接受和使用。英法等国不仅禁止武器运往交战双方，而且也阻碍双方获得外籍军事人员与技术援助，这样一来，清军和太平军即便得到武器，也存在不会使用保养或者毁坏后难以修复等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