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看到你父亲送给某京官几万两银子，又哪一年哪一年，见到你父亲催缴盐务款的公函，涉及数万两银子，催得那么急，自然好处也是少不了的。

这两件事在当时都是官场常态，没什么可特别指责的。曾国藩的言外之意是，就算陶澍是清官，二十几年督抚做下来，收入也相当可观，何况陶澍还远远不能被纳入清官之列。

曾国藩铁板着脸，对陶公子说：“你父亲留下来多少钱，一本账清楚得很，再怎么分辩，都难掩天下人之口，所以你今天也别想一毛不拔。”

陶澍生前与曾国藩虽无特别交情，但毕竟是一代名臣，女婿胡林翼和曾国藩还曾是翰林院的同事，照理曾国藩不该如此尖酸刻薄，咄咄逼人。只是彼时的曾国藩还不是后来的曾国藩，那时候的他几乎可以用老愣头青来形容，做起事来完全不顾任何情面，要不然也就不会与骆秉章及湖南官场闹得水火不容了。

与曾国藩相比，骆秉章就要滑头许多，他劝曾国藩不看僧面看佛面，用不着这么顶真。曾国藩横竖听不进去：“陶家之富，难道只有我知道？谁不知道呢。”他说，虽然陶澍已经辞世，但预估所留下的田产，每年光田租就收入不菲，要是把一年的田租都拿出来资助军饷，想来也不会伤了他家元气。

不管骆秉章怎么劝，曾国藩都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如果连对陶家都无办法，又怎么去动员其他富户？在这件事上，你得理解我，要不是军饷如此窘迫，我肯如此结怨于人吗？”

说到这里的时候，骆秉章不言语了。因为曾国藩话里有话——我不“勒捐”也可以啊，你能全额负担湘军的军饷是再好不过了。

湖南迭经战乱，已经穷得揭不开锅，骆秉章实在也拍不了这个胸脯。

对榆木脑袋的“曾剃头”，骆秉章还真拿他没办法，不过退下堂来，他忽然想到陶家与一个人有密切关系，何不如此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