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保卫长沙之功，左宗棠被授以同知的虚衔。同知是知府的副职，在左宗棠眼中也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官衔，根本就没当一回事，于是在张亮基调任山东后，他重新回到了梓木洞。

说到底，当幕僚为人所用并非左宗棠的志愿，可是他做幕僚又实在做得太出色了，即便再不情愿，还是被大员们紧盯着。这不，张巡抚刚走，骆巡抚又来了。

这个骆巡抚就是骆秉章。骆秉章出任湖南巡抚没多久，太平军就从湖北重新杀了过来，湖南局势因此万分紧张。

在前线与太平军直接对阵的是曾国藩和湘军，但骆秉章与曾国藩的私人关系不好，这时候他就想到必须再找一个高水平的幕僚来辅佐自己。

能想到的人就是左宗棠，不过这个人可不好请，骆秉章又写信，又送礼，就差磕头作揖了，左宗棠仍是不为所动。幸好骆秉章不愧官场老油条，他很快就想出了一个老油条才想得到的办法。

此时湘军在前线征战，急需军饷，仅军队要吃的粮食就至少要开销八万两银子，曾国藩愁得要命，便不惜将“劝捐”改为“勒捐”，搞强行摊派，逼湖南境内的富户掏腰包，陶家也在名单之列。

曾国藩把陶澍的幼公子，也就是左宗棠的女婿陶桄叫去，问他可以捐多少银子。陶桄硬着头皮表示可以认捐一万两，曾国藩摇摇头，认为一万两太少，至少得三万两才行。

陶桄差点没哭出来，说就我认捐的这一万两，一次性还拿不出来，得分期付给你呢！

曾国藩虽然长期担任要职，但做的都是京官，若单凭合法收入的话，不仅没有存款，甚至还得靠借债度日。地方官则不一样，一个督抚一年仅养廉银就有一万到两万，把全部俸禄加在一起，每年少说三万两银子打底总是没问题的。

除此之外，熟悉官场的曾国藩还了解一些其他内幕。他对着陶桄一一列举，说哪一年哪一年，我在京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