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都不愿派去代表，顿时就急了，说：“是不是你不想应付这一局面？”

为了说服徐永昌，他特地引述了一段周文王遭难脱险的典故：“文王拘于羑里，是用策略脱身的，你最小限度也应当有个策略以保残局。我看你最好还是向双方派代表，如果能派不派，能做不做，简直是要坐待其坏。”

徐永昌听完后仍然不以为然，阎锡山为此愁眉不展。两人对坐良久，都说不出话来。

其实时局恰如徐永昌所分析的，蒋军不会过黄河，张学良又一意取巧，如果阎锡山派去代表，反而可能正中张学良的下怀，他又可以像耍薛笃弼、贾景德那样把山西耍得团团转了。倒是徐永昌的不卑不亢让蒋介石和张学良都感到难办，生怕将山西逼得过急，从而骤生剧变，在华北引起连锁反应。

一番商议后，蒋、张提出了新的和平条件，表示只要阎锡山下野，山西全省可以保全，对山西军队也不会进行分割。

山西和晋军都是阎锡山日后东山再起的资本，他当然求之不得。于是阎锡山立即正式给蒋介石发出电报，承诺会于12月1日经石家庄赴津，然后乘轮船出国。这一行止路线与日期也同时电告驻北平的张学良。

此时汪精卫、陈公博等人还在太原开约法会议，并且已经完成了约法草案。10月27日，扩大会议在太原召开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约法和宣言。次日，该约法和宣言即以扩大会议的名义予以发表。

在宣言中，汪精卫指责蒋介石歪曲了孙中山以党治国之义，假党治以行个人独裁，结果“人民呻吟憔悴于虐政之下，而国家分崩离析之祸，遂再见于今”。

给蒋介石戴的这些帽子中，起码个人独裁是不冤枉的，那所谓的“削藩策”可不就是封建帝王们曾搞过的吗？在汪精卫等人看来，制定约法就是为了以民主的精神来限制蒋介石的专制。可问题是到了这种境地，又靠谁来执行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