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强弩溃痈，利锥拔刺，鲠闷臃肿，横决无余。立地一刀，郁积尽化，人间天上，何快如之！”

张岱还谈了《古今义烈传》的治史方法，他把要写的人分为几类。有两种人值得称颂，其行动遽然而发，慨然无我。第一种人“慷慨赴义，必于仓皇急遽之交，生死呼吸之际，感触时事，卒然迸裂，如电光江涛，不可遏灭”。另有一种人的卓然气节与这种人相关，“乃有为国捐躯，至死不悔，是盖纯任愤烈，非谓当然而然也”。果敢行动背后的力量勃然而发，令张岱动容，而这正是为什么他不想写荆轲之流、为“恩结”赴死的剑客，不写“君臣之分，莫逃天壤，而有死无他”的大臣。张岱也不写不值为之而死、或是出于“积处所成，非义愤所激”而死的人。

张岱在最后一段笔锋一转，出言有可能招来横祸：“故凡豺狼当道，请剑无门，虽能以一身挫其锋，以片言折其角者，并收列之，盖欲以空言存斧铖，不欲以成败论英雄也。”如果张岱所提以前的议题与当前时事相关，就算有人说他信口雌黄、没有根据，他也不会将之删去，因为他希望他的文字能够彰显仁义道德。张岱在此的典范应是史家董狐，孔子赞其为人耿直及行事力求真相的作风。张岱最后以嘲讽的口吻作结，说即使马、犬、鸟、猴也有懿行传之于世，譬如救骑马之人于溺水之中，或示警贼之将至，他也会予以适当的记载：“余特署之于简，以愧世人之不知猴马者。”

从崇祯元年（1628）到二年，张岱多半忙着安排《古今义烈传》的刊刻印行，并邀友人、当地文人作序。结果好评如潮，还有人把张岱的成就与汉代史家司马迁相比。这年（崇祯二年）秋天，张岱启程北上探望父亲。这些赞誉犹在耳际，也不免有溢美之嫌，但无疑让张岱更坚定撰写巨著的计划：一部上起1368年明朝启建、历经十五位皇帝，迄于熹宗驾崩的书。为求谨慎，张岱至此搁笔，不对思宗快刀斩乱麻、铲除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