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就必得夸大招摇，而益为旧党所嫉。袁世凯谓赞成帝制者，置其于炉火之上。我则谓康有为之于四京卿，直是有意推之于绝岭断崖，而己蹑其后，成则自居首功，败则犹可抽身。我很疑心光绪嘱康有为离京赴沪办官报，是他自己筹好的一条退路。这不是我故意探求，实在是康有为鬼蜮为心，奸诈百出，不能不令人随处皆疑之故。

兹由前引杨锐、刘光第两家书，参以光绪的两次朱谕，大致可以想见当时的情形：

第一，光绪推行新政，虽有彻底改革的决心，但在做法上却是缓进的，一方面诏求直言，广采舆论，作全盘改新的准备；一方面择可行者先行。此所谓“可行”，即以不致激怒慈禧太后为原则。至于彻底改革的时机，要等到筹得能尽罢“老谬昏庸”之大臣，“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的善策，才谈得到。此看光绪所赐杨锐的密诏，自然明白。

第二，四京卿基本上仍是军机章京，不过指定了专看“时务条陈”的任务。赐杨锐密诏中指示，有所陈奏，仍由“军机大臣代递”，可知光绪并无意推翻原有体制，以四京卿代替军机大臣。可知任命四京卿为革新的做法，而非革命的做法。

第三，光绪亦无凡行新政，必从康有为意见的想法。相反地，杨锐对林旭的签，常“强令改换三四次”，而光绪向用杨锐，此可见宸衷总以持重为主，不取盲目急进。

第四，林旭希望利用看时务条陈加签的机会，实现康有为的主张。而谭嗣同意不在此，此所以“在值尚称安静”。不知“最党康有为”的谭嗣同，别有不“安静”者在！

总之，武装夺权为康有为、谭嗣同及徐致靖父子的主张。四京卿中，林旭曾与闻其事，但并不十分热心，更反对谋诸于袁世凯，杨锐、刘光第则根本不知。所谓“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与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