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了一会说：“好的！你在香港住几天；我到重庆去一趟，你听我的回音。”

于是第2天晚上，杜月笙就悄然飞往重庆了。

不过，就表面看，杜月笙对这件事非常起劲，其实，内心不能无疑。因为黄溯初一直跟政府不大合作，才会在抗战发生后，仍旧隐居在日本；其次，高宗武是和平运动的发起人，忽而中途改弦易辙，亦是情理上不甚说得过去的事。

由这两点疑窦，自然而然会使得杜月笙想起《群英会》那出戏中的黄盖，莫非诈降卧底？果然如此，自己不但误国；让人说一句：“杜某人做事也有靠不住的时候！”多年苦修的道行，无端打了一大截；也太划不来了。

因此，从重庆领受了指示回来，杜月笙告诉徐采丞，必须托徐寄庼转请黄溯初亲自到香港来一趟，让他了解详情。他？对黄溯初的生气，所知不多，可是他相信只要跟黄溯初谈过一次，就会知道这件事是真是假；值不值得去做。

“这件事不管值不值得去做；高某人既然要反正，我们当然应该帮他逃出虎口。采丞，你回到上海，就要预备起来，让高某人，还有他的家眷，说走就能走。”杜月笙又说：“你千万要记住，只能我们预备好了等他；等他要走再来预备就来不及了。”

徐采丞受命回到上海，不过10天工夫，黄溯初已悄然应邀而来。为了保密，他请黄溯初下榻在柯士甸道的私寓；同时告诫家人及亲信，不可透露家有这样一位特客。

“杜先生，我先要声明，这件事无论你肯不肯帮忙，务请保守秘密；而且急不得。”黄溯初又说：“急亦无用。日汪密约要签了字才算数；否则只是一个草案，并不能证明汪精卫已经同意。”

“对极！溯老，你请放心，”杜月笙说：“这件事，在我这方面，只有采丞一个人知道；不到高先生脱险，我不会透露半点消息到外面。”

取得了这个口头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