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八，很多事情基本上只差一个最后验证工作了，春耕正是一个好时机。

而摊丁入亩嘛，最不济也不过是变相对形势户的加税，难道要为了对抗这个真不去春耕？

更何况，新年第二期凤凰旬刊上，吕学士再度发表了文章，然后明确替官家三度传话：即便有隐地、代持等行为，只要在检地工作中主动配合，那建炎八年之前的旧事便也一概不纠，唯独过了建炎九年，还要隐藏土地，甚至抛荒土地以作逃避，就反而要从重处置，杀一儆百了。

一来二去的……至于吗？

故此，时间来到上元节前，面对着凤凰山上态度坚决的赵官家。江南东路与两浙路的形势户们几乎丧失了在检地本身继续对抗的勇气，便是针对杨沂中、虞允文的弹劾，若非是之前相互早有约定，怕是也要渐渐止住的。

不过，就在这时，随着一个人从东京那边匆匆赶到东南，并在过江后的路上忽然联络了本地一直沉默的另外一人，却是东南形势户们宛如诈尸一般精神一振。

自东京来的人乃是前礼部尚书朱胜非，而本地起身呼应朱胜非的则是另一位前尚书刘大中。

且说，朱胜非是蔡州人，老家位于京西最东南挨着淮甸那里，当日赵官家刑白马以成绍兴后，他弃官归乡，却整日只在汝水、淮甸一带盘旋闲居，故此，赵官家此番南下，虽然没有从他那边过，他倒也算是遥遥居中观望了。

等到年前初冬时节，赵官家召开武林大会，将摊丁入亩等策略公开摆出，并直接在东南强行推行后，他却是立即就关注到了此事，而且在与两淮、京西友邻亲眷议论后，深觉此事不妥，彼时便有许多旧日同僚、地方士人劝他出来与官家争辩。

作为当日白马事变的代表人物，这位朱尚书退休后一直是靠着稳健二字在两淮混的，日常也没少说什么谁谁误国什么的，此时被拱的不行，自然要捏着鼻子站出来。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