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庄制的核心就在于分离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和生产权，孙可望的做法是在保留士绅地主阶层对田产所有权的情况下，剥夺他们经营土地的权力，而改派大西军的管庄代为“管理”，而原本的佃农则继续耕作。

地主在营庄制中只能拿到大西军规定的一个较低的分成比例，实际的土地经营权落入管庄之手，主要收入则由大西军政权和佃农分润。

地主阶层在营庄制里利益受损，但也保留了一定的固定田息收入，只是投资土地的回报率大幅度下降——如果这种制度可以长期推行下去，那么投资土地就会变得无利可图，地主阶层势必将手中的固定田息收入投资到工商业进行再生产，促进社会总生产的全面进步。

若营庄制能够发展成熟，那么只拥有土地所有权和分红全力、而没有土地经营权的士绅地主就可能发展成股东的形态，而直接负责经营土地的管庄就可能变成类似于职业经理人的形态。

土地将由专业人士经营，生产效率得到提高，而投资土地无利可图的士绅也会转而把手上的闲钱，投资到其他资本回报率更高的工商行业里。

只是这些设想虽然很美好，但历史上以孙可望在行政管理上的天纵奇才，也难以长期维持营庄制，而不得不一步步妥协，由营庄制到屯田制，再到李定国主政时期彻底的清田驰禁。

营庄制最后还是破产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大西军能够维持通过军事管制维持数年的营庄制，已经很厉害了。在缺乏足够数量行政干部的情况下，大西军只能用军人来担任经营土地的管庄，也难以遏制管庄以权谋私、转化成新地主的过程。

说到底，还是干部不足啊！

孙可望搞营庄制，是一个县安排两千五百人的兵力和三倍于此的家属，以这样强大的军事力量压制士绅阶层，结果维持数年后还是破产。

而李来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