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再享用一杯，”我说。

“巴恩斯。真的，巴恩斯，你没法了解。就这么一句话。”

“干了吧，哈里斯。”

我们俩挟着哈里斯从龙塞斯瓦利斯顺着大路走回来。我们在旅店吃了午饭，哈里斯陪我们到汽车站。他给我们一张名片，上面有他在伦敦的住址、他的俱乐部和办公地点。我们上车的时候，他递给我们每人一个信封。我打开我的一看，里面有一打蝇钩。这是哈里斯自己扎的。他用的蝇钩都是自己扎的。

“嗨，哈里斯——”我开口说到这里。

“不，不！”他说。他正从汽车上爬下去。“根本不好算是头等的蝇钩。我只是想，有朝一日你用它来钓鱼，可能会使你回忆起我们曾经度过一段快乐的日子。”

汽车开动了。哈里斯站在邮局门前。他挥着手。等车子开上公路，他转身走回旅店。

“你说这位哈里斯是不是挺忠厚？”比尔说。

“我看他真的玩得很痛快。”

“哈里斯吗？那还用说！”

“他到潘普洛纳去就好了。”

“他要钓鱼嘛。”“是啊。反正你很难说英国人彼此可能融洽相处。”“我看是这么回事。”

将近黄昏的时候，我们到达潘普洛纳，汽车在蒙托亚旅馆门前停下。在广场上，人们在架过节照明用的电灯线。汽车刚停下来，几个小孩子跑过来，一位本城的海关官员叫所有下车的人在人行道上打开他们的行李。我们走进旅馆，在楼梯上我碰到蒙托亚。他同我们握手，面带他那惯常的忸怩表情微笑着。

“你们的朋友来了，”他说。

“坎贝尔先生？”

“对。科恩先生和坎贝尔先生，还有阿施利夫人。”

他微微一笑，似乎表明有些什么事我自己会听到的。

“他们什么时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