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常识都没有。”

邓公以铁腕般的魄力，迎头解决了纷纷扰扰的争论，为华夏确定了新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如果说，在此之前都是酝酿和热身的话，南方谈话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一锤定音。邓公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而邓公的这个观点，和在11月份何夏二人在上海的《解放日报》发表的《论市场经济》虽然不是字字照应，但是两者的思想完全相同，高度契合！

邓公在上海看到何夏二人的这篇文章的时候，“咿”了一声道，很惊喜，简而言之，这些话都说到他心窝子里了。接着他让自己的秘书了解了何夏二人的履历，再得知这两个人还处于停职反省的状态的时候，他就让中宣部去“了解”一下。

终于，在夏小洛的不懈努力些，夏家的命运终于第一次和华夏国家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交叉和碰撞！

那扇他曾经在前世仰望过的权贵之门，也轰然打开！

其实，在邓公视察南方途中，他的谈话就已经通过口耳相传，震动了社会各界。人们辗转相传，奔走相告，并且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放大。邓公走了一路，口耳相传也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