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一把，毅然南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邓公有生以来对华夏的突破与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时刻。

党史专家龚育之说：“南方谈话被确定为《邓公文选》第三卷的终卷篇，是代表邓公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是标志着新时期的历史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解放思想的宣言书”。

真正的邓公时代，是在南方谈话之后出现的。也就是说，邓公时代，已经超越了老人家的生命局限。在邓公已经去世多年的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华夏经济在2008年将会攀登到世界第三的位置，也是南方谈话结出的硕果。

1992年1月初，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一份绝密电报，上面只有两行字：首长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老人家多年来有个习惯，就是到上海休息。他到广东来不是休息的，也不只是看南方的建设成就。邓公来广东，肯定将有“一个大动作”！

邓公来深圳之前，曾立下了“不开会、不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照相、不报道”的规矩。

邓公以他多年积累的政治经验和洞若观火的目光，一语中的，击中了要害：“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华夏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那些几乎遮蔽了天空的姓社姓资的干扰，在邓公的政治势能面前，一下子委身于地。邓公说话直截了当：“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