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窑姐分走我的粮食了。她们没想到，她们的祈祷被回复了，是以如此残酷的方式回复的。她们一勺一勺地吃着土豆汤，书娟偷偷看了一眼对面的苏菲。苏菲脸上一道血痕，是混战时被指甲抠的，那道血痕是苏菲麻木的脸上唯一的生动之处。谁也没有发感慨：啊，那些女人救了我们。也没人说：不晓得她们活得下来不？但书娟知道同学们跟她一样，都在有一搭无一搭地忏悔：我当时只是想吃饱，没想到我的祷告对她们却成了恶毒咒语。

还需要一些时间，需要一大截成长，她们才能彻底看清这天晚上，这群被她们看成下九流的女人。

晚餐前，法比·阿多那多带领她们祈祷，然后他匆匆离去了。

夜里十二点，法比从外面回来，身后跟着一个高大的西洋女士，学生们认识她，此刻轻声称唿她“惠特琳女士”。女士和法比一样，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手势眼神也像中国人。她带来了一个理发师给女孩们剃头。两个小时之后，一群小女生成了一群小男生。惠特琳女士是乘一辆救护车来的，凌晨离去时，救护车里运载了一车穿着条纹病号的少年病号，“他们”个个面黄肌瘦，眼睛呆滞无光，条纹病号服飘飘荡荡，看起来里面没有一具实质的身体。

我姨妈和同学们扮成染了传染病的男孩，在金陵医学院的病号房藏了两天，又被偷偷地送到南京附近的乡下，再从那里乘船到芜湖，而后转船去了汉口。法比·阿多那多一路护送，身份从神父变成了监护“医生”。谁也没想到，那次临时的职业伪装永久地改变了法比的身份。半年后他回到南京，辞去了教堂的职务，在威尔逊教会学校教“世界历史”和“宗教史”，在其他大学零散兼课，那十三个被秦淮河女人顶替下来的女孩中，唯有我姨妈孟书娟一直和他通信，因为她和他都存在一份侥幸，万一能找到十三个女人中的某一个，或两个，即便都找不到，得到个下落也好，别让他们的牵挂成永远的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