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极限，实现了辉煌的华夏第一帝国（秦汉帝国）。

但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疆域的扩大，帝国各部分之间的经济差异和文化差异变得越来越大，复杂度也越来越高。原本严密的法律和军公爵制度变得越来越僵硬和不合时宜，加之大一统帝国的出现使得残酷的“战国时代”得以终结。华夏世界不得不采用更加松散、冗余度更高，动员效率也更低的管理方式。而周边的文明也不约而同的踏上了华夏帝国的足迹，在文明的初期，他们都或多或少的采取了类似的方式，即用残酷的军法来管理整个社会，将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军事组织中去，以求在残酷的生存竞争脱颖而出，比如完颜阿骨打所创立的孟安谋克，成吉思汗所创立的札撒等等。日本也不例外，战国大名无不通过建立严格的法令，以求控制领国的各种资源，并将其集中在军事斗争之中。其表现就是对农民的高额年贡，北条的四公六民就传为美谈；五公五民就是常态，六公四民，七公三民也不是没有。但不管这些统治者穷尽一切手段，但始终无法解决一个矛盾——残酷的压榨必然会破坏生产者的积极性，从而降低获得资源数量的上限。

众所周知，如果一个人只能获得自己劳动成果中很少的一部分，仅仅够维持自己的生存，那么他是不会有太大兴趣来想办法改进技术，提高产量的。而且他还会想方设法的隐藏自己的收获，消极怠工，以反抗上位者的掠夺。因此从长远来看，过高的税率反而是对上位者的损害。因此这些战国时代的统治者们不得不在“现在死”和“将来死”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通常来说，他们都会选择“将来死”。

而在地球的对面，同样处于战国时代的欧洲人却发现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借债打仗。既然高税率会有如上的损害，那借贷就好了，既可以获得大笔资金击败对手，又可以避免因为高税率引起对生产的破坏。而且能收多少税是有上限的，但借债却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