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尚可，一旦遇到灾年，都督府的维持成本无疑就会激增。

关于这一点，沈哲子在考虑良久之后还是决定暂不变动。如今乡土那些乡宗豪强势力仍然太大，一旦过早将土地分发给士卒，守护产业的责任落实到每一名兵卒身上，很难遏止住那些豪强的兼并欲望。

另一个方面便是豫南的环境，这里不同于关中是一个闭塞之地，防守压力小，作战自由度大。过早的将生产放在每一名士卒身上，等同于将这片四战之地的战争压力放置在他们身上，未来肯定要频频用兵，这些士卒们为了保证土地能有稳定产出，势必会有荫庇流人难民的需求。这等于将淮南现行的制度倒退一步，树立一群新的人口竞争者。

所以最起码在近年之内，沈哲子是不打算放开土地这一个口子，仍然要保持这种集中生产、集中分配的模式。等到未来疆土再有扩展，军事压力和管理压力再增加一些的时候，便要在地方上建立军府，将如今的甲功向府兵过渡。这种转变，也是一个农耕基础的社会内在缺陷。

当然，沈哲子也不甘于就此止步，淮南的手工行业一直在孜孜不倦的进行技术钻研，只是如今的重点已经从本土资源环境的利用逐步向边疆扩展，比如对渔猎、牧养等产业的副产品研究。

生产技术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决定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和前景，三代以降诸夏先民以农耕而扩展生存空间，当视野所及适宜耕作的土地俱都纳入囊中之后，对外需求难免会降低，而侵略性也就适当削弱，以至于当疆域成熟之后，在战争方面便趋于保守而进取性不足。

尤其到了后世数代中，甚至一度转为完全的防守姿态。不可一味言之尚武精神的丢失，而是没有足够外向进取的动机，战争成了纯粹的消耗而没有充足的补充，如果发动过频，更多的是加剧自身的损耗、激化矛盾，得不偿失。怪只怪，周围一群不争气的穷邻居，让人没有兴致去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