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桀骜深植，远之则怨，近之则诈，用或不用都是两难。似郭默此类，奸猾狠毒，吾国吾民俱难萦绕其怀，其所重者唯其一身而已，威压则远遁，恩义则辜负，实在可恨！”

沈哲子听到温峤这么说，心内也是默然。其实早在苏峻之乱伊始，都中便不乏一种声音诟病肃祖大引流民兵过江不是一个善策，尖刀插在肘腋之畔，自伤乃是早晚的事情。

但其实说实话，在眼下这个世道，未必人人短视，而是因为混乱的局势只能逼迫人见招拆招，很难有什么长远且完全没有隐患的规划。

当年王氏掌握江东多半军队，就连沈家这样的吴中豪门亦为其所用，假使不用流民兵，肃祖又哪来的力量去击败王敦。而且王敦第一次作乱时，已经明确流露出要废掉当时还是太子的肃祖，假使肃祖不趁着人心不满王氏跋扈的时机抢先发难，只怕用不了多久就要重复元帝的命运被幽禁起来。

终东晋一朝，针对于流民兵究竟是要用还是要防，执政者态度始终摇摆不定。哪怕是主持淝水之战胜利的谢安，对于流民兵也都是又用又防。这并不足说明他们的短视，而是权势地位乃至于身家性命确确实实受到威胁。虽然北方有大患，但如果流民兵在江东作乱起来，所害未必就会逊于胡虏。

事实上他们的担忧也不无道理，最终确实是流民兵出身的北府取代了他们的统治。而当时所对峙的双方，桓玄的班底是雍州流民兵组织起来的荆州军，而刘裕的班底则就是北府。

但类似温峤这样的两难心理，沈哲子其实是没有的。因为他很清楚，防止流民兵做大是根本防不住的，这是历史大势，如此混乱的一个世道，兵强马壮者或许能受困一时，可一旦脱困，所爆发出来的反噬之力也是惊人的。

与其强拗这个历史大势，不如转为积极的合作。在这些流民兵尚没有形成自己明确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之前，将他们纳入进来进行引导，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