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他不理解，***都已经粉碎了，为什么他和其他几个同志还不能回来。

又等了一年，他居然偷偷在那边，跟一个同样犯错误下放到大西北种树的年轻女同志结婚了。因为后来都没回信，我居然都不知道，偏偏女方还是初婚，我怎么好意思再回去纠缠，唉，都是命。

个月，好不容易等到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一批没有牵连到大案里的普通案子都回来了，我连忙用尽浑身解数托关系找人情递材料，帮他也……结果前天却等他带回个我年轻的女人。”

说完最后一句话，韩婷再次委顿在沙发，歇斯底里地嚎啕大哭起来。

顾骜觉得自己脑子一阵不够用。

这个时代，怎么会有这么多离复杂、还偏偏不知道该指责男女双方哪一方的纠葛……

或许，是时代特色？

不过，他也知道，这个悲剧说到底，还是耐心的问题——国家给受了冤枉的人翻案子，那也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

地方的小错误，一般77年放回来一波。

而做过京官的、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错误，确实有很大一批是等到了伟人个月那句“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才出来的。

再往后，还有81、82回来那一波高峰期，人更多了，当年的职位也更高一些，主要是涉及到一些大案，必须等国家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来后，才好动。

而韩婷的前夫，应该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盼头，所以在等待绝望了。

因为人在逆境，往往是需要给他竖一个标杆，告诉他再坚持多久到终点，这才容易鼓舞起毅力。一旦他以为的标杆过了、但是终点没到，很多人都会自暴自弃。

不过，不管谁对谁错，问题还是得解决。

顾骜想了想，笨拙地提议：“韩老师，那站在您的角度，您还是希望和前夫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