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凝视江上，一艘艘日夜行驶的船，他的眼睛是从那时开始不好。灾荒年时眼睛扎针似的地痛，最后从船上跌下江里，送进医院，查出了眼病已到了不能治的程度。父亲离开了船，他还能看见什么呢？

母亲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包好的衣服，揭开来，是一层层白绸，两块银元，色泽相当暗淡。我合着绸子一起接过来。冰凉的绸子触及我的手，感觉到两块银子沉甸甸，右边的一块有个小缺口，有点乌红，像时间烙上的印记。

当过娇太太的母亲，在生下我后，因为父亲眼睛有病，就只能出去做临时工，给人洗衣服，当保姆，在建筑工地抬石头和氧气瓶。有一次，母亲病了，从跳板上栽到江里，被捞到起来，她第一句话就是：我还能抬。母亲怕失掉工作。

我们住的一个烂朽的大杂院，差不多都是走船的，渐渐搬走了，船员甚至看趸船的人都可以调换到一个条件好一些的房子，不用花一刻多钟上公共厕所，也没有附近香烟厂的吐着污气，冲着我们的耳膜大吼大叫。风雨之夜，天井堵塞，雨水浸入房内。下乡的哥姐能不回家就不回家，这个鬼地方，街脏得无处下脚，医院、菜市场、邮局、渡船汽车都沾不上边。

每年春节的团圆饭自然吃得不欢而散，父母知道他们的处境，在儿女面前直不起腰，不管儿女如何抱怨自己生错了家。

包括我在内，以前没谁看得起父母，觉得有这样的父亲就是一生前途无望的原因，升学、就业，更不必说参军、入团入党当官。他们很少回这个家，各顾自己艰难的生活，甚至彼此很少往来。谁都有理由，谁都可以把自己的失意和不顺归于这个家。除了我的父母，几乎没有一人喜欢我，邻居、老师、同学，多少年来，我的心不也和我的哥哥姐姐一样么？

父亲这时从被窝里坐起来，说他要看看大洋。母亲替他披上衣服，他咳嗽起来。我过去给他捶背。他眼睛睁得很大，直盯前方。一双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