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下来，跑的地方看到的人，放碟片快进似地在脑子过场，最后定格在阿难身上。要在印度找到他谈何容易？

印度人寿命短，活过七十就是稀罕。到处是平房，有的一半是草顶，每隔几米就有一堆垃圾，人在垃圾上走，男人转身撒尿，女人看没有人后再蹲下小便。但每隔几米就有鲜亮的色彩，每隔几百米就有神的遗迹，随便一望，就有一块染红的石头或一段被供奉的树桩，让人不得不止步注视。

在这个令我不断摇头又点头的国家，我不认识任何人，只认识那个在加尔各答当护士的姑娘，还有那个找不到的阿难。我向苏菲要阿难的照片，是故意给她制造难题，好给我自己缓一步的时间，既打听到阿难在这儿演出过，又打听到他很有可能还在这国家。接着下去，想必比一点没有线索强些。

那么在这儿我真是一个熟人朋友都没有吗？

想不起来，那么就是没有。我只对丈夫说过去印度，几乎没有其他人知道，走得秘密。苏菲没有要求我这么做，可我一向做事不肯先声张，事后也不宣布，逢喜遇忧皆如此。真希望到印度只是旅行，而不是由于其它目的。脑子这么前前后后一回转，心情变得郁闷。

该入睡了。想想苏菲，她肯定会催眠地说，你这鬼东西呀，该睡了，睡吧，好好睡。可苏菲怎么会是一粒剂量足够安神的药？在这个夜晚，她不会是。我一到印度，她就是我睡眠的克星，行动的轴心，她是一条花言巧语的虫子，钻进我的身体，弄得我痒得难受。我和她合成一体，是一个悬在半空的沙袋，如果有利剑刺过来，我们就会漏掉，找不到自己，那把雪亮的利剑仿佛在眼前一晃，由于害怕，我脸上的肌肉本能地抽搐。

我认识苏菲时也正是我与丈夫关系最紧张时，1995年秋天，我们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被安排到青岛一个疗养院作一个专题讨论，十个人，都是一对一，评论者作家或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