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的伤员，看到他躺在担架上没人理会，就用棉布沾水擦净他的脸，想让他临死时稍微舒服一些。可能因为开车时戴着头盔，她发现他脸上连一道擦伤也没有，脸色惨如大理石，像是疲倦之极睡着了。

护士正要离开，看见他嘴唇启动，好像有话要说，就停下。他的眼睛努力睁开，但未能办到。护士俯下身，医院喧闹，但他的声音还是听得清楚：“我一生想两件事：有个最美丽的情妇，上战场。都做到了，我很满足。”

护士吃惊地抬起身来，端详说话的这个人：他胸口绷带已经通红，还在快速渗血，红殷殷地滴到担架旁的地上。他却好像没有什么痛苦，说这些话时异常安宁。如此自我得意的遗言，很少从重伤垂死者嘴里听到，但不是没有可能的。战争正在进行，什么都可能。

他又说了一些话，这个以前是教师的护士觉得是拉丁语，但是太含混模糊，怎么听也听不清，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他又陷入昏迷，而且从此没有再醒过来。

夜里，他与当日的其他死者一起被埋在福恩卡拉尔墓地。

全身血迹斑斑的主治医生，褪掉手套，洗了脸，坐下签死亡证明。这是每天例行的最后一道公事，他很机械地签着，眼睛差不多要闭上了。签完最后一张，他顺手把一大摞死亡证明磕整齐，才突然醒过神来，意识到签过的纸片中，有一张，名字有点熟悉。他找到那一页，不错，就是这名字——裘利安·贝尔。通知书寄给最近亲属，母亲范奈莎·贝尔，地址是伦敦，布鲁姆斯勃里，戈登广场四十六号。

医生搁下报告书，揉揉布满红丝的眼睛，叫护士长。

护士长取来这个名叫裘利安·贝尔司机的遗物，不过是一个军用挂包。医生将里面的东西通通倒在桌上，盥洗用具，一本手订的薄书，手书中分行的字，像诗，却是一种他不懂的文字，东方文字。几页折叠齐整的纸，夹在诗集里面，没有装信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