袍哥头后来娶了那个姑娘，生了一女一儿，和袍哥头的弟弟一家在1949年前到重庆。大姐管那女人叫二妈，管袍哥头的弟弟叫力光么爸。他们住的吊脚楼烂朽，从楼板的漏缝中能看见轻缓流动着的嘉陵江。

大姐说，那家人日子过得也很难，为了生存，她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就只得跟社会上那种女人一样，跟不认识的男人睡觉。

我说，当妓女。

“不准说这个词”大姐声音大得吼了起来。

“一直这样？”我问。

大姐说：当然是那些年，现在她不知道。那个妹妹也不愿见她，可能怕她看不起，那家人和她也没了往来。

大姐的生父作为一个没骨头的好汉，苟延残喘活了下来。但没有多久。1960年，由于他交代好，被押回老家安岳劳动农场，本想可以在那儿熬到自由的日子，却不行了。没吃的，农场里犯人的伙食只能喂石头人，这年10月下旬他得了水肿病，终于支撑不住，再也不能干活，就倒下了。

天冷地冻，不干活就没吃的，连野菜野草也分不到一棵，他最后咽气时双手全是血抓剜土墙，嘴里也是墙土，眼睛大睁着，才三十六岁。没人收尸，丢在大坟坑里了。死了好久之后，从那儿逃灾荒出来的好心人，路经重庆才把这噩耗转告。

同一年，在母亲的家乡忠县关口寨，附近能吃的关音土都被挖净，吃在肚子里，都发胀了，解不出大便，死时肚子象大皮球一样。大舅妈是村子里头一个饿死的，大表哥从读书的煤校赶回去吊孝。到忠县前的丰都县，饥饿的惨状便不忍目睹，插着稻草卖儿卖女的，举家奔逃的，路边饿死的人连张破草席也没搭一块。过路人对他说，小同志，别往下走了，你有钱有粮票都买不到吃的。

他这个孝子回学校后一字未提母亲是饿死的，一字不提乡下饥饿的惨状，还写了入党申请书，赞颂党的领导下形势一片大好。他急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