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从社会底层爬上来的帮会小头目，本能地不信任这个大城市里，象苍蝇一样围着他转，赖在他床上的风骚女人。

他看了看母亲，与工头咕哝了二句话，就匆匆走了。

母亲那天被松了绑，躲过一难，又开始下班上班，渐渐忘了这件事，就象忘了她年轻的生命中已多次历经的危急。她节衣缩食，想积攒钱寄回家乡。二个月后，一天放工时，着工装的女工们正在过例行的搜身——厂里怕女工带走棉纱团、布片之类的东西——工头却满脸笑容走过来，请母亲到厂门外去。

她出了大门，一下楞住了：一辆新崭崭的黄包车停在那里，每个金属部件都亮得晃眼，穿着整齐的车夫恭敬地等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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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时代，到那种餐馆的男客个个西装革履，头发胡子修剪得体，女客则一律高跟皮鞋，烫着和好莱坞电影里女演员一样波浪的发式，耳环，项链，别针，手镯，把自己披挂得琅当作响。旗袍也都是锦缎，开叉到时风该露的顶端位置。

大姐从小是个摆龙门阵的能手。和上辈人不同，她这一辈摆的已经是电影和小说。我那时才几岁，总是缩手缩脚在一个角落，张着嘴，不作声地听这些回城探亲时间过长的下乡知青聚着讲故事。他们坐在两张床和地板上，挤挤团团地嗑着瓜子。恐怖的山间鬼魂，国民党特务梅花党，或是知青间谈恋爱。有时是亲历的实事：与农民打群架，反抗乡村干部欺压动了刀子，最后被公安局枪毙。故事一个接一个，有时全室哄笑，有时唏嘘一片。

母亲嫌我不做家务，老在阁楼下喊“六六下来！”弄得大姐认为我讨嫌，也赶我走。我每每做完了事，就在阁楼门口蹲着听，以便再要做事时下楼快些。

我不知道这段家史，有多少是大姐在过龙门阵瘾。说实话，大姐比我更适合当一个小说家。大姐没有受完足够的教育，她的黄金岁月都给文革耽误了。怎么追也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