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呢？

直到祖逖凯旋，重臣们于此也还没能争论出个结果来。然而祖逖自请致仕，却也难免使人误会他有以退为进之意……于是裴该就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终于使得枢密使之任落到了祖士稚手中。

什么折中方案呢？那就是拆分枢密省，弱其权柄。

枢密省掌军，而尚书省掌民，文武分置，这是从长安行台制度转化而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乃是为了裴嶷、陶侃二相可以尽快把行台机构直接嫁接到中朝来。

晋制，八公皆有长史，以理庶政，其于武官公或者加都督衔者更置司马，以统筹军事，所以裴该在长安时，才有长史、司马之设。但若行之于中朝，则从司马转化而成的枢密省权柄就未免太大了，军政、军令一体，极易产生一个军阀集团——就好比东条上等兵拜相后的日本那样。

因而早有臣僚上奏，请求更制。裴该一开始并不以为意，他当初在长安设十二部，分归长史、司马管辖，本是为了文人不能插手军事，而武夫不能干涉文政，文武有别而上下有序——反正任何重大决定，最终都还是要通过自己不是么？

然而大司马、大都督不可能世袭，天子则惯例是父死子继的，那么一旦将来弱势天子践祚，枢密省利用其对军事的全方面管辖权，很有可能跋扈难制。况且在行台时，人莫不希望大都督强势，而到了中朝，情况却正好反过来，无论文武，多望天子唯垂拱而已，对朝政只有影响力而没有直辖权——这本来就是儒家的传统理想。

裴该之所以还没打算要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正逢对羯大战，骤然更改制度恐怕引发不必要的混乱——直接嫁接行台制度，便也有这方面的考量——而且更需要军政、军令一体，一切以军事为先；其二是枢密省独相制度，方便天子随时插手。他当然不会把这种倾斜性太严重的制度留给儿子，但自己尚在壮年，又有何惧啊？